
彼年,随着影视剧《觉醒年代》的热映,同胞们从各个层面抒发着他们的爱国情怀。影片中,当主人公郭心刚得知巴黎和会外交挫败,我国山东的权益即将拱手让予日本的消息,他悲痛欲绝,一夜之间头发斑白。这则消息同样激起了国人的普遍愤慨,情绪激昂。在国家危难之际,爱国青年们流露出的深重痛楚与无力感,让我感同身受,热泪盈眶。我深切地共鸣于那个时代青年们的热血与激情!
在巴黎和会期间,一位外交家以其无私的奉献精神,将个人声誉置之度外,全心全意地为我国的主权利益长远谋划。面对国家利益,他倾尽全力,不懈努力。这位外交家名叫胡惟德。他的一生横跨晚清与民国两个时代,亲身经历并目睹了诸多深刻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重大事件,正是今日文章所要讲述的主人公。
胡惟德先生,1863年诞生于浙江吴兴一个贫寒的家庭,然而他志向高远,勤奋好学,成绩斐然,在求学路上始终砥砺前行。1888年,年仅25岁的胡惟德先生投身清廷礼部的明算科科举考试,凭借其卓越的算学造诣,成功考取了举人学位。
在洋务运动期间,上海地方当局设立了我国第一所新式学校——上海广方言馆,选拔了一批天赋异禀的学子入学。胡惟德先生便是其中之一,他在校期间专攻算学,并兼修法文。此后,他又赴京师同文馆深造,该馆后与京师大学堂合并,成为“译学馆”。
广方言馆与京师同文馆孕育了众多精通西方语言与学术的杰出人才,胡惟德先生便是清末涌现的优秀人才群体中的璀璨一员!
才华横溢的胡惟德先生,于1890年伴随薛福成先生远赴海外,担任驻英国使馆的翻译生,彼时他年仅27岁。
胡惟德先生,年方三十三岁,随同杨儒先生远赴美国,并驻节俄国,其间,他担任了驻美、俄国使馆的参赞一职(官阶为从四品,相当于现今的副司级或正处级外交官)。
1902年二月,我国驻俄公使杨儒先生不幸病故,自此,使馆的诸多事务便转由胡惟德先生接手。
1900年,庚子事变爆发,亦即世人熟知的八国联军侵华战争,参战国家包括英国、法国、德国、俄罗斯、美国、日本、意大利和奥地利。1901年,清政府不得不屈服于压力,与八国签订《辛丑条约》。《辛丑条约》标志着中国近代史上赔款数额之巨、主权受损之深的不平等条约。
胡惟德先生负责执行《辛丑条约》及相关交涉事务,并在此领域展现出卓越的领导才能。他成功主导了对俄方的交涉,关于天津的归还问题,通过与俄方的协商,迅速推动了该事宜的圆满解决。
自庚子之变以来,俄国趁着银价低廉而金价高昂的时机,企图以金价作为赔款的标准,以期在我国扩大其利益。胡惟德先生在与俄方的交涉中,屡次坚决回绝了俄方的无理要求。1902年7月,胡惟德先生担任驻俄公使后,仍旧致力于解决庚子赔款问题,与俄方展开交涉,有力地捍卫了国家的经济权益。
“窃以为七条俄利于密,若事态紧急,恐怕不得不秘密告知美、日等友好国家,以暗中牵制俄国。”胡惟德先生对俄方坚定回应,表示在俄国从满洲撤军之前,无需进行任何谈判。
胡惟德先生依据《中俄交收东三省条约》,不懈与俄方进行交涉。在处理沙俄事件的过程中,他倾注了大量心血,历经约五年的漫长斗争。
1904年,日俄战争硝烟四起,胡惟德先生肩负使命,受命与俄方进行交涉,旨在确保中国保持中立地位。同时,他依据相关条款积极筹备,在战区范围内组建红十字会,以便为遭受战乱的中国民众提供援助。
1905年9月5日,日俄两国在美国的朴茨茅斯达成协议,签署了《朴茨茅斯和约》。根据该和约的规定,俄国将在中国境内所拥有的各项权益无偿移交给日本。通过不懈努力,俄国最终得以履行其承诺,实现了从东北地区的全面撤军。
1907年,胡惟德先生踏上归途,肩负外务部右丞的重任——这一职位,今日可类比于外交部副部长。彼时,他正值四十四岁之年。
1908年,胡惟德先生肩负重任,受命担任驻日公使一职,其时年已四十五岁。在任职期间,他敏锐地关注日本国内的发展动态,并迅速将相关信息汇报至北京政府,为清政府制定对日政策提供了宝贵的参考依据。
1910年,胡惟德先生担任海牙国际法院的中国委员,随后返国,荣膺外务部右侍郎之职,即今日我们所称的外交部副部长。同年7月,其职务调整为左侍郎,并兼任税务大臣帮办一职,相当于现今的国家税务总局副局长。彼时,胡惟德先生正值47岁之年。
《胡惟德乱世行纪(1)》1912年2月12日的报道,描绘了胡惟德先生率领大臣们踏入皇宫,亲眼目睹隆裕太后在养心殿签署退位诏书的历史性时刻。身为外务大臣的胡惟德,主动上前呈递了一封革命党的重要电报。电报中明确指出,若当日午后前清帝未行退位,所有优待条件将即刻废止。这最终促使了清王朝的覆灭,而胡惟德先生也荣幸地成为了中国两千年帝制终结的首位见证者。
1912年三月,袁世凯先生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之职,随即任命胡惟德先生担任总统府外交顾问一职,并督办税务处事务。此外,胡惟德先生还兼任唐绍仪内阁外交部次长,直至外交总长陆征祥先生履新,期间则代行外交总长之责。
1912年11月,胡惟德先生受命担任驻法国公使,同时兼任驻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全权公使。自1914年起,他专注于驻法公使的职责。在胡惟德先生担任驻法公使期间,法国著名雕塑家布德尔以他为原型,创作了一尊半身青铜雕像。这件作品至今仍矗立在布德尔美术馆入口大厅楼上的露天展区,台座之上。在法国雕塑史上,此举实属罕见,这不仅是对他外交成就的认可,也是对他个人魅力的特别纪念。
《胡惟德乱世行纪(2)》报道提及1919年巴黎和会之际,我国驻法公使胡惟德先生穿梭于各代表团之间,亲眼目睹了顾维钧先生为山东主权据理力争的情景。随着日本强占山东的条款正式确立,胡惟德先生在代表团秘密会议上力主签署和约,认为“国际联合会不应置身事外”,并希望通过加入国际组织,为未来的交涉留下空间。他还明确表示,“签署这一行为,对国家有利,当毫不犹豫,无需顾及个人声誉”,然而,他的这一观点在当时遭到了国内舆论和代表团多数成员的强烈抵制。最终,中国代表团仍然选择拒绝在和约上签字。
1920年,胡惟德任驻日公使。
在1921年的华盛顿会议召开之际,尽管他本人并未亲身参与会议,却通过与日本政府的有效沟通,迅速将日方立场传达给北京政府。此举为中国代表团在会议中争取山东权益提供了宝贵的支持。1922年2月4日,中日双方终于签署了《解决山东悬案条约》,从而圆满解决了山东问题。
1923年五月,胡惟德先生担任外交委员会的副委员长一职。
1926年三月,贾德耀组建内阁,胡惟德先生荣任外交部长一职,同时肩负关税特别会议的全权代表重任。
1926年四月,段祺瑞宣布辞去职务,胡惟德先生随后被任命为代理国务总理,并临时执掌执政大权,其地位相当于临时的国家元首。正如《只当过一天总统的外交家》一书所记载,鉴于当时军阀混战的混乱局势,胡惟德先生仅任职不到二十四小时便将权力让渡,此一经历使他成为了史上任职时间最短的总统。在担任国务总理期间,他以病体撑持危局,5月后隐退。
1927年1月,胡惟德先生重返顾维钧内阁,担任内务总长一职。然而,至同年3月底,他毅然决然地宣布了自己的辞职。
1927年11月,胡惟德先生荣任平政院院长一职,并兼任高等文官惩戒委员会的委员长。
自1927年以来,胡惟德先生逐步淡出政治舞台。至1928年,他第五次当选为海牙国际法院常设仲裁法院的仲裁员,继续在国际事务中展现其影响力。
1933年,我国著名学者胡惟德先生在北平与世长辞,享年七十载。
胡惟德先生的一生贯穿晚清至民国时期,始终在外交与政治的舞台上扮演着活跃的角色。他凭借其深邃的国际视野和务实的外交手法,赢得了顾维钧的高度赞誉,被尊称为“中国外交界的老前辈”,以及“一位兼具绅士风度和学者风范的外交家”。《大公报》曾赞誉胡惟德先生为“近代外交界的活字典”。其长子胡世泽亦承袭家业,成长为一位杰出的外交家,曾担任联合国副秘书长之职。至于次子胡世熙,其事迹亦颇为引人注目。胡世勋,外交官。
胡惟德先生的一生,堪称近代中国外交领域在主权沦丧、内忧外患交织之际,为捍卫国家利益、推动外交现代化而不懈奋斗的生动写照。其外交理念与实践活动,不仅深刻影响了那个时代的中国外交,更为后世留下了弥足珍贵的历史财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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